季羡林：和谐是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准则
在北京，两次拜访季先生，一次是聚会晚宴，一次是为他祝寿。在祝寿的那次活动中，我应大学同学李林之邀，又受河南钧瓷界朋友苗峰伟之托，将一件非常漂亮的钧瓷花瓶赠送给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当时发言的主题是：河南的钧瓷是中国的国宝，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同样是中国的国宝。今天，国宝过生日，我受朋友之托将国宝赠送给国宝。我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满堂喝彩。当我亲手将钧瓷赠送给季先生时，他老人家对如此美仑美奂的钧瓷所表现出来的喜爱神态，全部被摄影家曹文瀚先生抓拍了下来。席间，我问季老：“您这一生，和北大、清华密不可分。您是清华的学生，北大的教授，您对这两所高校的风格如何评价？”90岁的季先生非常智慧、又非常形象地告诉我：“我看，清华像杜甫，北大像李白。”
正是因为季羡林先生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所以，他才能用一种极为生动、恰当的语言，来高度概括清华、北大的文化风格的异同。与此相同的是，季先生曾在1935年24岁之时赴德国留学，主修的是东方文化中的核心之一“印度学”，直到1946年回国。可以讲，他在西方文化的重镇，研究着东方文化，10年当中，他在进行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身临其境的比较研究。而且，这种比较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他的一生。请读者朋友注意，季羡林所在德国的10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末，正是德国法西斯从胜到灭亡的历史时期，也正是他从24岁到35岁人生思考许多困惑问题的思维活跃期。所以，他对东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便不足为奇。
季羡林认为，人类有四个文化体系，一是中国文化体系（其中包括日本文化，后者有了某些改造与发展）。二是印度文化体系。三是古希伯莱、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闪族文化体系。四是古希腊、罗马以至近现代欧美的欧罗巴文化体系。以上四个文化体系，如果再归纳一下的话，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上面一、二、三个文化体系；第二个是西方文化体系。两大文化体系相同的地方是，都为人类造福，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地方，表现在很多方面。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思维模式方面，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
所谓分析思维，其特点就是抓住物质，一个劲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这种分析的思维模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用医学来作比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谓综合思维，其特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用医学来打个比喻：头痛可以医脚，反之亦然。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维模式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现在主宰世界的是西方文化，这是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但这只能是一时的现象。西方人轻视东方人，实出于民族偏见。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轻视东方文化，则是短见。如果看问题能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则能看到事实的真相。
我们问季老：“您在许多文章中，都讲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将对挽救人类的命运，起到巨大的作用。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季羡林说：“东方文化的主要思想，就是‘天人合一’。《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意思就是人与自然要成为朋友，不能成为敌人。人本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自从变成了人，就与大自然对立起来。我主张‘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不能相视为敌人。西方的‘征服自然’，从哲学的高度来考虑，是错误的。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人与自然隔离久了，也想‘复归自然’的。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辞去官职，返回到故乡的田园，心里是多么高兴！人世与自然界都充满了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了矛盾，就要加以解决。矛盾解决了，就达到了和谐。和谐是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准则。多解决一次矛盾，和谐的水平和质量就能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