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新慈善》的编者，我们永远致力于寻找最新的对慈善事业有帮助的观点和理论。这是一篇写于2004年的文章，然而，即使在今天看来，他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里面提到的很多观点，对如今的慈善事业依然适用。到底是我们的慈善事业发展的太慢还是文中所提到的理论太超前？我们决定刊发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对我们有更大的启发。
政府起了什么作用
52岁的王明生(化名)是上海市南汇县大团镇的农民，患有精神分裂症。照片上的他像一头肮脏的狮子，难以想象他在发病前是一名技术精湛的理发师。
王明生确实像狮子一样危险，他纵火烧毁了自家的房屋。他曾三次被送进医院治疗，每次出院后又再次变成另一个人。王明生没有结过婚，父母已年逾古稀，全家一直生活在恐惧、贫困和绝望中。
像王明生这种“因病致贫，因贫弃治”的人在当地不在少数。南汇县共有5830名精神病患者，其中“特困重残”患者1000多名，王明生便是其中之一。但南汇县每年用于精神卫生防治上的财政预算只有区区21万元，这不仅仅是患者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悲剧，还可能危及社会安定。
王明生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上海市卫生局联合发起的“特困重残精神病患者关爱行动”的受益者。这个行动始于去年，耗资150万，解救了120位像王明生这样的患者。经过精心治疗，王明生现已康复出院，生活已能自理。
但狮子只是被暂时催眠了，会在某一个早晨突然醒来。“如果没有后续治疗，王明生的病肯定还会复发。”南汇县精神卫生防治科科长张雨荣说。张雨荣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特困重残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中心，“如果能够接受长期治疗，他们中很多人可以做到自食其力。”张雨荣说。但这笔钱从哪里来？张雨农希望继续得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救助计划中绝不仅仅只有这一个项目，他们每天要面对无数个求助者。这家目前上海最具实力的公益组织即将迎来它10周岁的生日。10年中他们共获得8亿元的捐赠，这是一个令同行羡慕不已的数字。
目前中国有1000多家公益机构，10年来共得到近100亿的捐赠，这个数字或许没什么了不起，只相当于美国戴尔电脑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一个人捐赠的数字，但如果你知道10年前慈善事业还被指责为“宗教行为和资本主义的伪善”的话，你就会对今天的成就刮目相看。如今没有人会忽视公益机构，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力量，他们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
与其他国家公益组织大多是由个人或企业设立的私募基金不同，中国至今还是公募基金的一统天下。这些机构的官方色彩非常浓厚。他们也不掩饰这一点，很显然，他们需要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公益行为还没有蔚然成风的阶段，这样的体制有利于基金的募集。有多少人会信任那些私人或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企业设立的基金而把大笔的钱无偿捐赠给他们呢？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陈铁迪的上一个职务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该基金会有20个副会长，其中有不少在职领导干部。他们的影响力对基金会至关重要。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阮光明说，该基金会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由市领导出面召集上海市各部、委、办、局的认捐会议，第一笔基金1700万就这样落实了。
广东省搞过一个“教育百万行”，广东省四大班子领导带领百万群众上街游行，为教育募捐。各大媒体全部到场。政府列出一个企业名单，名单上的企业都会有一辆彩车，条件是捐赠40万元。领导们还当场写字作画，比如为企业题名，每幅开价30万元。企业愿意吗？当然愿意，他们得到的是超值广告。
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公益事业应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但在中国，公益事业基本上还是政府工作的延伸部分。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十分有效，但多少会挫伤人们从事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没有人会喜欢“压力捐赠”。
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丑闻的行业，因此中国政府对公益基金的要求很严格，从人员福利、行政支出到基金的保值、增值手段都加以限制，现在看来有些做过了头。
比如，其他国家允许基金会将募集到的资金的10%~40%用于行政和活动开支，但这里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这有助于树立基金会的良好形象，但也有负面影响：很多必要的活动无法开展；无力聘请基金会所急需的法律、财会、评估、心理学等专门人才；为了基金安全这个至高无上的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基金存在银行里。“既然基金会有官方色彩”，阮光明说，“政府就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形象问题。”